币安CEO谴责尼日利亚官员提出的秘密加密货币和解提案

币安CEO理查德·滕（Richard Teng）对尼日利亚当局的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谴责了他们对币安高管的对待，特别是对Tigran Gambaryan的拘留。

Gambaryan作为币安的金融犯罪合规部门负责人，他被指控的罪名币安方面声称是“毫无根据”的。此外，Teng还强调了尼日利亚政府在全球商业环境中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拘留全球公司的高管。

这一系列事件在加密货币社区和国际商业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它涉及到跨国公司的运营自由和个人权利的问题。

Teng认为，代表商业界发声，强调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与尼日利亚监管机构之间争议事件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是当前的紧迫任务。

币安的观点与立场

自从Gambaryan和币安非洲区负责人Nadeem Anjarwalla被捕以来，加密货币交易所与尼日利亚当局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周二，Richard Teng分享了他对该国打击该平台及其高管的担忧。

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币安CEO从交易所的角度讨论了币安与尼日利亚争端的时间线。Teng 从公司的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币安与尼日利亚之间的争议事件的时间线，并提供了相关事实，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全球社区对这一事件产生不公正的理解偏差。

根据详细的时间线，这场纷争始于2022年，当时尼日利亚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布了新规定，要求在该国运营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获得SEC许可证并遵守特定要求。

币安表示，他们已经多次主动联系以寻求具体的操作指引。但是，尼日利亚的监管机构据称并未对币安的询问作出回应。Teng 进一步指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VASP）在新规定下获得正式许可。

2024年1月初，币安的员工终于与尼日利亚金融情报单位（NFIU）会面，并同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MoU）。该谅解备忘录将规定双方就共享反洗钱（AML）相关信息的提议条款和条件。

币安交易所的代表们参加了其他几场会议，包括与金融犯罪委员会（HCFC）成员的一次会议。Teng表示，币安员工在会议结束后，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接触，这些人向他们提出要求支付和解金以解决相关指控的建议。

然而，币安CEO声称，尽管团队再三要求了解具体的指控内容，但他们始终未获知详细情况。

此外，币安的当地法律顾问在48小时之内接到了一项要求，即需支付一笔大量加密货币。据称，这笔“和解金”能够解决所有相关的问题。

然而，币安的代表离开了该国并拒绝了支付要求。该交易所认为这笔款项是一个非合法的和解提议，并通过其当地律师明确表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参与和解谈判。

截至本文撰写之时，尼日利亚方面已经对币安提出的贿赂指控进行了否认。

尼日利亚的严厉措施会成为一个不良先例吗？

2月份时，交易所的本地顾问提议与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ONSA）的主任重新安排一次会面。会议定于2月26日举行，并确保了交易所代表的安全。

然而，就在这次会面期间，Gambary和Anjarwalla被尼日利亚当局带走，他们被指责对奈拉的状态和整体经济负有责任，并且还面临资助恐怖主义和洗钱的指控。

在该篇博客文章中，币安首席执行官（CEO）介绍了Gambary在其职业生涯中为打击金融犯罪所做的努力。Teng特别指出，这位目前被拘留的高管在2022年和2023年仅仅两年的时间内，就通过其金融犯罪合规团队，帮助全球执法机构冻结并没收了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资产。

正如Teng澄清的那样，“尽管Gambary认识到了存在的风险和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他还是代表币安前往了尼日利亚。然而，他并不是作为“决策者”或“谈判者”去的。他实际担任的角色是“金融犯罪领域的专家和政策讨论中的能力建设者”。

文章指出，在Anjarwalla于3月底逃出尼日利亚拘留所之后，Gambary的处境急转直下。CEO宣称，在4月25日的保释听证会上，尼日利亚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EFCC）的检察官指出，由于“第一被告币安是通过网络虚拟运营的，我们唯一能够采取行动的就是针对这位被告Tigran Gambaryan。”这表明，由于币安作为一个虚拟运营的实体，尼日利亚当局可能觉得难以对公司直接采取行动，因此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个人被告Gambaryan身上。

根据Teng的说法，尼日利亚政府正在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一个无辜的员工“必须”被拘留，并被安置在“危险的监狱”中，以至达到控制币安的目的。

最终，币安CEO认为，以邀请中级员工为借口，目的只是为了拘留他们，这一行为，“为全球所有公司设立了一个危险的新先例”。

这句话似乎表达了，币安CEO对尼日利亚当局行为的严重关切，为全球企业与国家间的关系设定了一个不良的先例。如果这种行为被其他国家模仿，可能会对国际商业活动和跨国公司的运营造成深远影响，尤其是在那些法律和监管环境不透明或不稳定的国家。也可能加剧企业对于在这些国家开展业务时可能面临的法律和政治风险的担忧。